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儒學中的“武”

來源:光明日報 發布時間:2020-04-08 09:20

近代以降,國人反思中華民族落后挨打的原因,有人歸咎于儒家文化,以為其缺乏或限制了勇武精神,難于造就陽剛的國民性格、堅定的國家意志。其實,這種認知主要是由于對孔子思想與儒家學說缺乏全面了解。在當今,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,堅定文化自信,應該而且必須矯正這些認識的偏失,理解和發揚中國儒學中的勇武精神。

  第一,仁者必有勇,“文”“武”相反相成。文武雙全、文成武德、“文武并用,長久之術”、“一張一弛,文武之道”,這些習語無不昭示著中國傳統文化中“文”“武”兩大范疇之間相反相成的密切關系,顯示了文武并舉對于修齊治平、公共治理的重要意義。

  誠如《禮記》所言:“文王以文治,武王以武功,去民之災,此皆有功烈于民者也?!焙笫酪馓N豐富的“文”“武”兩大概念,其含義的源頭便脫胎自孔子所尊崇與追慕的古圣先賢——周文王與周武王。而孔子及儒家作為周代文明的自覺傳承者,我們對其認識卻明顯地偏重于“文”的一端。

  郭沫若嘗言孔子“是文士,關于軍事也沒有學過”,馮友蘭《儒家論兵》一文開篇也說:“有些人看見這個題目,也許就要呵呵大笑。他們心里想儒家是講仁義禮樂底人,怎么也能談兵?”儒家之“武”鮮為人所關注。

  事實上,周人以弱勝強,建立八百年王業。兩周時有所謂“國之大事,在祀與戎”“兵者,國之大事”的說法。西周“士”階層全為“武士”,人人講武。春秋戰國之世,禮崩樂壞,“德又下衰”,國家間的戰爭、個人及團體間的武斗沖突愈發頻仍。因此,體能素質與指揮作戰的能力從未被士大夫階層所輕忽??鬃邮苤艽幕瘋鹘y的影響,面對春秋以來的紛爭動亂,他對“武”的關注和理解始終占據重要位置。

  齊魯夾谷之會前,早早洞察齊國君臣不軌圖謀的孔子向魯定公進言,提出了經典的“有文事者,必有武備;有武事者,必有文備”之說,捍衛了國家權益與尊嚴。后來孔子“隳三都”、誅少正卯等,也都是其所言“仁者必有勇”的生動注解。歷史上真實的孔子絕非僅如今天一些人想象的只是一介文弱書生?!白訙囟鴧?,威而不猛”,“望之儼然,即之也溫,聽其言也厲”,他剛柔相濟、文武并舉。這才是一個真實的完整的孔子。

  第二,“文”優于“武”、先“文”后“武”。相比于具體的政治功業,孔子所開辟的儒家學說,更為久長而深刻地塑造了中華文化。自“武”在整個社會文化中的定位而言,儒家強調在道德理性統攝下的“文”優于“武”、先“文”后“武”,這正是中華勇武精神的基調。

  以孔子學說為代表的儒家思想以“仁”為精神核心,始終對人性的后天可塑性抱有樂觀的期待,對人世的溫情和道德充滿信心。因此在“修仁德”與“修甲兵”的抉擇中,儒家天然即持反戰的立場而首擇乎前者。

  而當面對現實的威脅與沖突,儒家也并非天真地認為批判的武器可以取代武器的批判。且不談孔門以武勇而聞名的子路,當季康子詢問冉求他的軍旅之學從何而來時,冉求即明確回答“學之于夫子”,可見射、御之藝與軍事才能不唯孔子本人具備,亦是孔門之教的重要內容。但當衛靈公直接向孔子咨詢行軍布陣之策時,得到的回應卻是“軍旅之事,未之學也”,并且孔子“明日遂行”,遠離了衛君。君子謀道不謀食,孔子雖具有軍事才能卻不愿被視作此種“人才”,更不愿靠傷害他人的行徑來謀求個人利益。于此,我們尤能鮮明得見孔子以“文”為先、以“武”為堅強后盾的人生選擇。

  關于社會治理,孔子的觀點當然也是如此。如《孔子家語·刑政》載孔子之言說:“太上以德教民,而以禮齊之。其次以政焉導民,以刑禁之,刑不刑也?;プ?,導之弗從,傷義以敗俗,于是乎用刑矣?!鼻逦砻髁丝鬃訉ο韧醵Y樂刑政等諸種社會治理方式順序的認識。面對現實的極端情況,孔子能夠認識并肯定暴力、刑罰的存在價值,用“刑”為社會設置底線而預防更壞后果的發生,此即所謂“刑以止刑”。當面對社會主流,尤其是對理想人格、理想社會的追求時,孔子就對不使用武力的行為給予更高的贊賞:“子謂《韶》:‘盡美矣,又盡善也?!^《武》:‘盡美矣,未盡善也?!?/p>

  在“文”“武”關系的處理上,相較之道家絕端抨擊與摒棄暴力的“用弱”和法家以暴力為工具來實現“王之所大欲”的“用強”,儒家“文”優于“武”、先“文”后“武”的安置,也與“用中”的中庸之道方法論相一致?!皻⑷酥?,又有禮焉”,兼顧與調和“文”“武”兩端的意義與價值,更加具有普適性,也使得道義最終成為中華民族調和內部關系與對外交流的基本原則,使中華文化區別于“暴力無限”“徹底征服”的暴力觀,形成了自身特征鮮明的“武德”傳統。

  第三,“武”之德要求智、仁、勇的統一。智、仁、勇是早期儒家最為著力提倡的君子所應具備的三種德目?!墩撜Z》說:“子曰:‘君子道者三,我無能焉:仁者不憂,知者不惑,勇者不懼?!迂曉唬骸蜃幼缘酪??!薄吨杏埂芬嘤醒裕骸爸?、仁、勇三者,天下之達德也?!?/p>

  “仁”作為儒家的精神核心,也應當統攝暴力活動的始終。以“仁”為根柢的規定性力量,既為行武的前提,又是行武的目的與歸宿,唯其如此,“武”的使用才有意義。反之,缺乏節制的暴力只會導致雙輸的結局,使人類社會墮入恐懼與叢林世界的深淵。

  “智”與“勇”是擴張暴力效能的重要方式。在烽火連天的東周之世,對戰爭規律的認識愈發深入,人們謀求以最少物質投入取得最大效果,“智”與“勇”之德便愈發受到世人的推崇??鬃觿t超脫出當時實用主義的時代風氣,指出“智”與“勇”本身并不具備單獨構成美德的條件。

  子路問:“君子尚勇乎?”孔子答:“君子義以為上。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,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?!眴渭兊摹坝隆比狈Ψ较蛐?,便淪為匹夫之勇。古人說得好:“既仁且智,是謂成人?!庇露蝗什恢?,即陷于“暴”;單純的尚“智”缺乏超越性,知識的積累并不必然導向智慧的增長,反而容易在現實考量中淪為詭譎;單純的崇“仁”,不能與時推移,宋襄公泓水之戰便是最直接的鏡鑒。因此在武德精神方面,儒家強調智、仁、勇缺一不可。

  孔子身后的儒家學者中,孟子更加強調“仁”的核心地位,標舉“仁者無敵于天下”的王道政治理想。孟子將直接性的暴力置換為王霸之辯、天爵人爵之辯、批判與抗議精神、大丈夫人格與浩然之氣,面對沖突和矛盾,拒絕茍且或殘暴而指出向上一路。學說特質偏重經驗與推證的荀子,則更為關注解決現實中具體的暴力問題,將刑罰提高到與文教同等重要的地位,正視武力與戰爭在國家政治治理中的必要性,進而對其進行細致分梳。

  以孟、荀為典型,后世儒家從截然不同的方向共同發展、豐富與深化了孔子武德精神的內涵,并最終塑造了中華民族對于暴力問題的態度與認知。隨著全球化程度的加深,政治、經濟、宗教、文化諸方面的矛盾沖突同時加劇。中華武德精神強調以“文”為先而不忘戰、智仁勇統一的特質,根本上起到了劃定邊界、協調沖突、規訓具有破壞性力量的暴力為人類文明發展所用的導向性作用。重新重視與傳承以孔子思想為代表的中華傳統武德精神,以其智慧化解矛盾沖突,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力量,不僅必要,而且正逢其時。(楊甜 楊傳召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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